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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南中诸酋的条件并不仅仅这些而已，最重要的一条，是希望能得世职，也就是可以子子孙孙，把官职和土地一直继承下去。本来秦汉是没有世职一说的，但汉末天下大乱，各地刺史、郡守往往传位子侄，就此形成惯例——比方说刘焉死了，蜀中群僚“公推”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；袁绍死了，袁谭、袁尚争当冀州牧；孙策是会稽太守，死后将其职传给了兄弟孙权……
所以南中诸酋也想照此先例，我先求一个官儿。等死以后。还可以传诸子孙。
群臣都认为此小事耳。反正那地方偏远荒蛮，中原士人也不乐意跑去当官儿，他们想传之子孙，就暂且答应了吧。要在先定其心，乃可用其为助，至于其子孙是否不肖，是否忠诚，那是将来的事情。到时候再说不迟。
然而独有是勋站将出来，态度坚定地表示反对：“若予世职，何异乎割地使王？彼子孙传承，雄踞郡县，根基日厚，恐将来非朝廷之吏，而为藩臣，或如句丽为乱，不可不虑也。”
礼部尚书王朗辩解道：“太尉虑之过深矣。今日羁縻之，不过欲其挟击刘备耳。非久计也。” 咱可以给他们世职，但世职也不是说永不可免的。等到攻取了益州，天下大定，那时候找什么借口抹掉他们不行啊。
是勋摇头道：“景兴但见其一，不见其二。诸侯可袭也，以酬功赏之子孙；吏职不可袭也，要在朝廷治理地方。实至固然名归，而名至实或踵迹——若使其久镇一方，开此先例，四方蛮夷皆效仿之，实贻祸后世之举！”
关键是这个先例不能开。汉末州郡官吏世袭，只有其实，而无其名，表面上还算遵从了选官的惯例，由上一任长官或其群属推举出下一任长官，再向朝廷报备——就跟后来袁世凯称帝前先修改约法，下任大总统由上任大总统提名一样，虽然为的是父子相继，但绝对不肯明说。
既然不肯明说，那就是不成制度，只是俗例，随时都可以运用朝廷的权威来将之打破。可是一旦给了世职，允其世袭，那就是成其制度，将来必有效仿——一样于国家有大功，为啥他们就可以父子传承，我就必须一任而迁？恶例一开，后面就刹不住车啦。
唐代开始实施羁縻州制度，允许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自治，其长官也由部族头人世袭，到了元代发展成为土司制度，从而使得在汉代就被纳入中国疆域的西南地区分裂倾向日益严重。那么唐代为什么要搞那一套呢？端由中原长年争乱，西南地区本来就呈半独立状态，其后吐蕃崛起，为了使西南各部归唐而不从蕃，乃被迫为之——其结果就是出了一个南诏，后来又出大理，连续数百年独立于中原政权之外，到了明朝没办法，只好继续沿用土司制。
土司制度乃是中原王朝无奈而设，对于王朝的统一造成强力逆动，因此而产生的大规模反乱也层出不穷。而如今西南方向并没有什么强国可以威胁到中原王朝的统治——当然要在攻灭刘备以后——就提前几百年搞这一套，那可必然是会贻祸子孙的呀！说不定因此而再过一千多年，云贵地区就根本独立于中国政权之外了——就跟后世的越南一般。
中国自秦代开始大一统，实行中央集权，但老实说，即便以始皇的无上权威再加天才创意，也不可能彻底推翻传承了近千年的封建诸侯制度。即以汉代为例，各郡长官就其在任所的权力而言，近乎诸侯，中央政权的垂直管理体系非常粗放。只是社会架构虽然进两步、退一步，总体而言还是向完善的中央集权挺进的，逮至明清，终于达到顶峰。
所以是勋认为，大一统的集权是中国历史发展趋势，要是跟西欧一般仍然延续封建体系，乃无强汉，更无盛唐，对于这一趋势，自己是必须要加以保护的。地方自治是因应通讯和交通的落后而不得不为之举，而并不是说必须如此，现实必须承认，但不可成其为制度，一旦制度化便封闭了向前发展的途径。
说白了，我可以默认你自治，但不能明令允许你自治。
因此他才站出来否决西南豪酋的世职请求，说：“彼欲世世富贵不堕，乃可赐以名爵，至于吏职，断不容袭！”各地官吏三年一任——当然可以连任——而边远地区的郡县长官往往多任不换，甚至一直当到死，等到身故后，朝廷出于安定考虑，也可能继续任命其子侄继任，但这是从权之举，不是明定的制度，更不可能提前向他们做出承诺。
群臣多觉得是太尉有点多事儿，逐一站出来加以辩驳，问题他们谁都没有是勋的口才便给，纷纷败下阵来。曹操则觉得，事儿又不大，吵什么吵啊？既然是勋如此坚持，就卖他一个面子也无不可嘛——再说事关制度问题，确实是勋比较有经验，有想法，其言或可听也。
因此就问是勋：“然则皆封其侯乎？”那侯爵也太不值钱了吧？
是勋高举笏版，禀奏道：“若陛下以为不可封侯，乃可命以新爵也。”(未完待续。。)